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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陵墓为什么叫下马陵?

  来源:韩勋(2005-3-1711:00:33)本文章已被查看:261西安文物多,本是西安人的自豪;文物一多,西安人就多少有点儿,缺乏了对每一处文物推敲考证的耐心———咱一般百姓,又咋能奢谈什么考证?可咱一般百姓如果连某处文物的名字都叫错了,说出一些不沾边的词汇,事后的尴尬却是抹不平的。去年,记者陪一位外地友人乘车过和平门里的下马陵,车没停,记者的嘴也没停,介绍董仲舒,百官过此地下马的典故,滔滔不绝。朋友走后,记者偶然在某上看到一则消息,称城南还有一个下马陵,那里才是董仲舒的墓。汗颜不已,随后给朋友打电话作了检讨。近日,记者见到市文史馆副馆长蒋纪新,了他的新作《下马陵之是与非》,方知董墓在兴平市,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根本不搭界!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多么模糊,只有一个。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之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工具书《辞海》《辞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马陵,前者将其定位在和平门里,后者则称其位于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陕西省将城内下马陵定为陕西省首批重点文物单位。1987年,曾拨款全面修葺。历史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责任搞清下马陵的。城内下马陵以讹传讹蒋纪新查阅大量史料,认为无论下马陵或者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说到其具体。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常乐坊内街之东”,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宋敏求的记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自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直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此均无。蒋纪新把历代史籍按时间顺序略作比较,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史实: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中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也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蒋纪新再作考证,获悉事情初起于明正德年间。随着程朱理学泛滥与朝廷鼓吹,董仲舒被炒作抬举到了骇人的高度,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谓“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与董仲舒墓本来也并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做出决定:把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内。进入清代之后,这场造假戏仍然继续。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附近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这就是当今下马陵履历的全部。城南下马陵真名虾蟆陵接下来,蒋纪新又对南郊常乐坊的那个地方,究竟是叫下马陵还是虾蟆陵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唐人李肇的《国史补》称: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马陵的名称在虾蟆陵之前,后者为讹传。而唐代诸多诗人却都将那里称虾蟆陵,最著名的莫过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之说。此外,谢良辅的《忆长安》诗中有“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中也有“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行”等诗句。以上三位诗致与李肇同时代,其中,谢良辅、皎然稍早些,白居易与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们都只承认虾蟆陵。蒋纪新查阅历史资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带实地考察,认为虾蟆陵是正确的名称,下马陵为误。随着历史的演变,常乐坊已经不复存在,今人对虾蟆陵这个名称也日渐生疏了。董仲舒墓地兴平茂陵既然城内下马陵、城南虾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么,董仲舒墓在兴平市这个史实又是如何考证出来的?蒋纪新认为,董仲舒的晚年归宿史实清晰。按汉代礼制,一上任就要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市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他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皇陵不仅是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礼。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一向以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蒋纪新查阅北宋《太平记》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座村庄叫“策村”,235户村民中除8户外,全系董姓。他们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蒋纪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之为名。

  董仲舒的晚年归宿史实清晰。按汉代礼制,一上任就要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市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他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皇陵不仅是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礼。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一向以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

  董仲舒属汉代高级官员之列,汉武帝建茂陵后,他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作为一代儒学,董仲舒一向以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下马陵”意思就是文武百官到此都应该下马以示对陵墓主人的.

  西安文物多,本是西安人的自豪;文物一多,西安人就多少有点儿,缺乏了对每一处文物推敲考证的耐心———咱一般百姓,又咋能奢谈什么考证?可咱一般百姓如果连某处文物的名字都叫错了,说出一些不沾边的词汇,事后的尴尬却是抹不平的。去年,记者陪一位外地友人乘车过和平门里的下马陵,车没停,记者的嘴也没停,介绍董仲舒,百官过此地下马的典故,滔滔不绝。朋友走后,记者偶然在某上看到一则消息,称城南还有一个下马陵,那里才是董仲舒的墓。汗颜不已,随后给朋友打电话作了检讨。近日,记者见到市文史馆副馆长蒋纪新,了他的新作《下马陵之是与非》,方知董墓在兴平市,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根本不搭界!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多么模糊,只有一个。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之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工具书《辞海》《辞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马陵,前者将其定位在和平门里,后者则称其位于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陕西省将城内下马陵定为陕西省首批重点文物单位。1987年,曾拨款全面修葺。历史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责任搞清下马陵的。城内下马陵以讹传讹蒋纪新查阅大量史料,认为无论下马陵或者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说到其具体。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常乐坊内街之东”,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宋敏求的记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自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直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此均无。蒋纪新把历代史籍按时间顺序略作比较,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史实: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中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也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蒋纪新再作考证,获悉事情初起于明正德年间。随着程朱理学泛滥与朝廷鼓吹,董仲舒被炒作抬举到了骇人的高度,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谓“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与董仲舒墓本来也并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做出决定:把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内。进入清代之后,这场造假戏仍然继续。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附近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这就是当今下马陵履历的全部。城南下马陵真名虾蟆陵接下来,蒋纪新又对南郊常乐坊的那个地方,究竟是叫下马陵还是虾蟆陵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唐人李肇的《国史补》称: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马陵的名称在虾蟆陵之前,后者为讹传。而唐代诸多诗人却都将那里称虾蟆陵,最著名的莫过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之说。此外,谢良辅的《忆长安》诗中有“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中也有“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行”等诗句。以上三位诗致与李肇同时代,其中,谢良辅、皎然稍早些,白居易与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们都只承认虾蟆陵。蒋纪新查阅历史资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带实地考察,认为虾蟆陵是正确的名称,下马陵为误。随着历史的演变,常乐坊已经不复存在,今人对虾蟆陵这个名称也日渐生疏了。董仲舒墓地兴平茂陵既然城内下马陵、城南虾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么,董仲舒墓在兴平市这个史实又是如何考证出来的?蒋纪新认为,董仲舒的晚年归宿史实清晰。按汉代礼制,一上任就要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市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他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皇陵不仅是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礼。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一向以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蒋纪新查阅北宋《太平记》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座村庄叫“策村”,235户村民中除8户外,全系董姓。他们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蒋纪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之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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